对于这一问题，也是由法官通过判例的形式解决的。

如前所述，《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1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良好行政权，它成为欧盟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条规定：[1]欧盟公民对于涉其事务享有受到欧盟机构及部门公正、公平及在合理期间处理的权利。Cons. Stato，sez.Ⅵ，n.6628/2003。

由于在公共竞争领域更要求实现透明，欧盟在颁布的一系列关于公共采购的指令以及欧洲法院的诸多判例中都明确指出透明原则的重要性，对其成员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明原则的这种作用尤其表现在社会预算方面，例如2006年2月17日在公共职能部《关于公共行政机关社会财政报告方面的命令》中指出社会预算的作用在于以透明和清晰的方式使公民清楚行政机关在为他们做什么。另外一个对行政程序法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是2009年10月27日第150号法令，[25]该法令规定了很多关于透明的条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第3条与第11条。近些年欧盟更强调透明原则的适用，比如，为了保证平等对待与透明原则，在2009年5月19日C-538/07一案中欧洲法院指出成员国可以在1992年6月18日欧洲理事会92/50/CEE指令第25条c1中所确定的排除公共采购程序的那些原因之外再规定一些理由。第11条明确了透明的定义，透明意味着完全的可接近性，并指出这种接近可以通过在公共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布信息而实现，这些信息涉及组织管理进程的指示、为了达到机构职能目的而使用的资源、有权机关进行权衡与评估的结果等，其目的是对遵守良好行政与公正原则进行广泛监督。

要求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决定理由的权利。狭义的比例原则(相称性)。[4]尚不清楚有多少行政纠纷没能进入法院大门。

从统计资料来看，在原告撤诉的案件中，被告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的一直是少数，而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实际上，法院一直在进行统计，只是《中国法律年鉴》等文献在发布统计数据时，没有把它单独列出，而归入其它项目。发回重审的比例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约为8％，最近12年也持续下降，到2010年仅3.5％。在20多年的实践中，原告的撤诉率经历了大起大落，总的趋势是与法院立案数同步起落。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正成为当前社会的几个热点问题。【作者简介】何海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从统计数据来看，法院终结诉讼的情形可能不限于《若干解释》规定的3种情形。从一点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利、监督行政机关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的伸张。其它结案方式也比较有限，最近几年约占5％上下。

这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避免法院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此后，行政处罚比例逐渐下降，其它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不作为案件）逐渐增多。《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修改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司法变更权，运用情况却多少出乎意料。

由于《行政诉讼法》的限制，调解结案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调解结案率通常不超过0.3％。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112695（其中判决结案1894607件），受理二审民事案件583856件，占全部一审案件的10%，占判决案件约30%。

检索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在全部16139件一审行政裁判文书中，提到审判委员会的占4.2%，明显高于一审民事裁判（2.0%）和一审刑事裁判（2.2%）的相应比例。这不但远远高出对行政裁判的执行数量，甚至明显高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见图11）。

此外，统计数据中也可能有一定水分。一 一审案件的数量及其分布（一）一审行政案件数量的基本情况自从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行政案件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后者甚至高于法院当年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被告败诉的比例（7.8%）。不然，修法没有多少意义。[12] 虽然不能简单地以上诉率来衡量一审裁判的质量，但高位的上诉率似乎说明一审裁判在及时消弭行政纠纷上还有待改进。2010年，城市建设行政案件占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19.3％。

这似乎也要求法院在再审中更加注重依法判决。海外学者的讨论，参见Susan Finder, ‘Like Throwing an Egg against a Ston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Journal of Chinese Law 1 (1989); Pei Minxin, ‘Citizens vs.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 152 China Quarterly 832 (1997); Kevin OBrien Li Lianjiang, ‘Suing the Local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 51 China Journal 75 (2004). [2]最高法院分别于1983、1987和2001年制作了与行政诉讼有关的统计报表

[6]所谓责任激励，就是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使行政人员明确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责任，并激励其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责任感。这表明，政府对该领域进行监管所采取的手段是促进，而非强制推行。

这不一定是立法的疏忽，一个看似合理的可能解释是：《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何以申请行政复议。

（四）激励型监管立法完善的关键：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的设置激励型监管的关键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我国‘行政程序理念最初定位于‘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益，强调行政权力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提高监管绩效、如何通过行使监管权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些事关监管质量的根本问题，没有相应的程序检验和保障。而激励型监管将主动权授予了市场主体，通过经济诱因的激励，作为相对人的市场主体会争先恐后地进行创新或改革以达成监管目的，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因而监管的效果明显。但在其他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激励型监管的手段和方法并不限于奖励。

挪威采取了所谓经济手段，包括补助、资助和软贷款、对末端废弃物的处置课税、对溶剂课税以及税收返回等。[10]从行政奖励的对象为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或者个人来看，激励型监管与行政奖励具有一致性的一面。

(4)其他配套程序（或制度）。[9]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虽然命令控制型行政监管不可或缺，但其也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法国也为企业持续实施清洁生产建立了良好的法律约束和经济激励的机制。

（二）我国激励型监管的相关立法及其评价1.激励型监管的相关立法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激励型监管方法在诸多立法中已开始有所体现。由于激励型监管与命令控制型监管从某种意义上具有非相容性的一面，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张爱邦：《行政激励论》,《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2.立法评价我国现行激励型监管立法存在的问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吕锦如：《行政激励及其效应研究》，《嘉兴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12]其次，激励型监管的立法确立有助于提高行政监管活动的实效。

从手段上看，命令控制型监管是最常用的传统意义上的监管方式，它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罚款、制定相关标准（如排放标准、技术标准、操作标准）等，这些方式强制性色彩明显，相对人如不遵从将遭受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激励型监管立法完善的宗旨：注重监管实效并以公共福社为归依从总体上看，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似乎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很有效率。

[5])，但激励型监管中的激励仅指同经济诱因有关的激励，如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金融扶持、投资倾斜、价格导向、产品定价优惠、市场优先准入、提供经营便利、优先采购、绿色采购、优先立项、奖励，等等。激励型监管恰恰弥补了上述两个缺陷。